0571-22931819
標簽：
聶樹斌案，錯案是如何釀成的？
2017-02-06 08:00:01
無憂保
聶樹斌案，錯案是如何釀成的？ 刑事法律實務 新華社2016年12月2日訊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、強奸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，宣告撤銷原審判決，改判聶樹斌無罪。聶樹斌案從1995年3月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死刑到1995年4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并核準死刑；從2005年1月另案被告人王書金自認系聶樹斌案真兇，到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本案；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提審該案，到2016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原審判決事實不清、證據(jù)不足，應當改判聶樹斌無罪，最終最高人民法院宣告撤銷原審判決，改判聶樹斌無罪。聶樹斌案存在明顯的錯誤，辯護律師張景和在一審期間堅持強奸案無罪辯護，“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聶樹斌犯強奸婦女罪的證據(jù)不足，不能認定”，該案卻被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死刑，且對辯護律師意見不做援引與回應。聶樹斌自行上訴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死刑判決，并在二審判決書中核準死刑。1983年為配合“嚴打”頒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》，直接導致聶樹斌案難以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準程序司法救濟，也使得1979年頒布的《刑事訴訟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條“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”被《人民法院組織法》修正案與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輕易突破。聶樹斌案的辯護律師是盡職盡責的，他們已經發(fā)現(xiàn)聶樹斌不是“真兇”，但無罪辯護意見卻不被尊重。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發(fā)現(xiàn)“缺乏能夠鎖定原審被告人聶樹斌作案的客觀證據(jù)”、“作案時間不能確認”、作案工具“來源不能確認”、“被害人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不能確認”，而且大量“訊問筆錄缺失”、“重要證人詢問筆錄缺失”、“原判據(jù)以定案的證據(jù)沒有形成完整鎖鏈，沒有達到證據(jù)確實、充分的證明標準，也沒有達到基本事實清楚、基本證據(jù)確鑿的定罪要求”。這樣的明顯“錯案”，河北兩級法院竟然做出死刑判決而且核準死刑，這不僅是對律師辯護權缺乏起碼的重視，更是對生命缺乏最基本的敬畏。 公安機關對于“命案必破”的壓力，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交“命案”必然 起訴的習慣，法院對于領導督辦案件“從速從嚴”判決的遵從，使得聶樹斌案在“打擊犯罪”與“弘揚正氣”的旗幟下“集體闖紅燈”。辯護人有理有據(jù)的質疑，也被當成“干擾辦案”被有意無意忽視，甚至認為是“狡辯”。 聶樹斌案嚴格意義上講不屬于“冤案”也不屬于“假案”，而是屬于“錯案”?？陀^事實只有“上帝”知道，法律人只知道法律事實，這就需要同舉證與質證來查明“可證實”的事實，然后根據(jù)法律事實做出有罪或無罪、輕罪或重罪的判斷與裁決。聶樹斌案既然存在大量無法“證實”的疑問，不能達到“基本事實清楚、基本證據(jù)確鑿的定罪要求”，就應該“疑罪從無”。一些人在自己臆造的“正義”下無視刑事證據(jù)規(guī)則，“疑罪”也要“辦成鐵案”不惜非法取證甚至刑訊逼供，這也就釀成了錯案，而且一錯再錯。 王書金承認自己制造了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強奸殺人案，這才使得聶樹斌案沉冤昭雪被重視。王書金陳述的細節(jié)與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強奸殺人案細節(jié)高度吻合，而且澄清了原案中無法查明的在受害人康某身邊發(fā)現(xiàn)一串鑰匙的疑問，也澄清了自行車顏色的疑問。“真兇”王書金出現(xiàn)且愿意“交代清楚”，這才有聶樹斌案申訴的峰回路轉。此外，時任廣平縣公安局副局長鄭成月堅持不懈查明案件真相，即使被免職也從不屈服，這才有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強奸殺人案大白于天下。 明明可以在一審中就可以無罪釋放的案件，明明二審就可以糾錯的案件，聶樹斌的辯護律師與王書金的辦案警察都能夠合理判斷聶樹斌不是“真兇”，卻20多年后才被糾正，原因何在？聶樹斌錯案不是沒有人發(fā)現(xiàn)錯誤，而是“主事者”無視這些錯誤，執(zhí)意將錯案“進行到底”。冤假錯案不能絕對避免，但成熟的司法體制應該能夠發(fā)現(xiàn)錯誤、糾正錯誤而不是掩飾錯誤，更不是文過飾非。聶樹斌案，需要反思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，需要尊重律師的辯護權。當律師的辯護意見可以被法院任性無視，冤假錯案也就源源不絕。辯護律師、另案警察都能發(fā)現(xiàn)冤屈，兩審法院豈能發(fā)現(xiàn)不了聶樹斌案是錯案？非不能也，是不為也。此外，可能判處無期或死刑的案件應該全程有律師參與，這類法律援助應該指派資深刑事辯護律師，畢竟“人命關天”。 “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”，公權力的偵查權、檢察權、審判權，應該被私權利的辯護權制衡，這才能避免公權力“任性”釀成冤假錯案悲劇。律師是法律共同體重要成員，他們的辯護既是幫助當事人“讓無辜者免受冤屈，讓有罪者罰當其罪”，也是幫助辦案機關“兼聽則明”避免其“偏信則暗”。 當年審判林彪、“四人幫”集團，小平同志批示要使審判“經得起歷史考驗”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江華庭長提出“把律師請回來”，這才有我國律師制度的恢復。律師不是案件辦理的“破壞者”而是“建設者”，只有充分尊重律師的辯護權，才能有效防止錯誤頻出。在“錯案追究”與“終身負責”制度環(huán)境下，尊重律師辯護權其實是保護辦案人員自己。倘若聶樹斌案的辦案機關充分尊重辯護人意見，豈能有歷時20多年的平反昭雪過程？借助律師辯護意見去有效查明事實、準確適用法律，應該成為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”時代公權力機關的“工作常態(tài)”。
聲明：本站原創(chuàng)文章所有權歸無憂保所有，轉載務必注明來源；
轉載文章僅代表原作者觀點，不代表本站立場；如有侵權、違規(guī)，請聯(lián)系qq：1070491083。
